本篇文章收錄於《婦研緃橫第96期2012年4月-身心障礙中的性別觀點》

靜謐的彩虹[1] ──關於聽障同志聚會

文｜鄭智偉｜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聽障同志聚會發起人之一
蕭匡宇｜手語翻譯員，聽障同志聚會義工

 

前言

多年前的一日，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 （以下簡稱「熱線」）的傳真機裡送出了一張手寫的文稿，上面寫著「你好，我有些事想找人聊聊，請問有人可以用E-mail和我聊一下嗎？fax:0000-0000」我一看，便順手寫了個回應回傳至上面的傳真電話：「本會只提供電話諮詢服務，服務時間為每週一四五六日晚上七點至十點，電話為(02)23921970，歡迎你打電話過來和我們的諮詢義工聊聊。熱線」沒多久傳真機又響起了聲音，傳真紙緩緩滑出，上面寫著：「不好意思，我是位聽障，我沒法子使用電話。」拿起那張傳真紙，那愧疚感我到現在都還記著。

而到了2009年的臺灣同志遊行籌備期間，某日，一位負責義工招募的伙伴跑來跟我說：「智偉，怎麼辦？這次有位聽障朋友報名當遊行義工耶，我們要接受嗎？可是我們要安排他做什麼工作啊？」腦袋裡想起了幾年前那張傳真紙，我回答：「當然可以啊～我們可以安排他到DM發送組，在遊行當天發送海報。」也因此，在義工說明會那天我認識了我在同志運動實踐中第一位聽障同志，阿宏。

因為在籌辦過程中有了位聽障同志，讓我開始思考整個臺灣同志遊行是否是個對聽障者友善的無障礙環境？在那之前一年，2008年第六屆臺灣同志遊行已有由殘障[3]同志組成的「殘酷兒[4] 」團體參與，也因此在2009年時，主辦單位便在遊行的終點舞臺的最前方設置「身心障礙保留區」，並安排義工在遊行隊伍進場時導引，讓乘坐輪椅或電動車的身心障礙朋友安全且方便地進入集合終點。我也在籌備會議間提出應於終點舞臺上安排手語翻譯服務的想法，那時只是單純覺得，若阿宏幫忙了一天，卻不知舞臺上的表演或發言的內容，實在是很對不起他。遊行聯盟後來使用了臺北市社會局針對聽障者所提供的「24小時手語翻譯服務[5] 」，在遊行當天得以有專業的手語翻譯老師在臺上協助翻譯，遊行聯盟也請手語翻譯老師教臺下一萬多位群眾如何用手語表達「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這幾個詞彙，做為一次了解聽障議題的機會教育。而當我主持完遊行後回到臺下，聽到伙伴說當天在身心障礙保留區裡有七、八位聽障朋友時，心裡其實是相當感動，也意外於原來同志社群中聽障者並不少，而這樣的手語翻譯服務便一直維持至今。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資料，臺灣目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人口約109萬人，約佔總人口4.71%。以障別做區分，其中肢體障礙者最多，佔35.3％，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次之，佔11.5％次之，聽覺機能障礙者居第三，佔10.9％；轉換為人口數字則分別為肢體障礙者38萬6,349人，重要器官失去功能者12萬5,396人，聽覺機能障礙者11萬9,185人（內政部，2011）。若以同志人口比例佔總人口5%~10%來計算，則全臺約有6,000至12,000位聽障同志人口，然而，同志運動並未能關照到這樣具有性別與身心障礙的雙重弱勢的族群，而身心障礙運動中性別多元的議題也尚未受重視，如直至2008年臺灣同志遊行聯盟才開始設置身心障礙保留區以方便身障同志觀看遊行終點舞臺表演，在此之前各個同志社團也都無明顯針對身心障礙同志為主題的活動，而同志消費場所在無障礙設施方面也幾乎從未思考到身心障礙同志前往消費的可能。

行動

遊行過後，阿宏偶爾也會來熱線坐坐、和我聊聊他的狀況，這裡用「聊聊」這個字眼顯得相當有趣，原因在於我們的互動全靠文字書寫，但也透過這樣的互動，讓我興起了一個念頭：何不來為聽障同志做點事？同時間，綠黨的王鐘銘恰好加入熱線老同小組，他因身旁有著聽障同志朋友而和我一樣，也想要為聽障同志做點什麼事。完全不知如何開始的我們[6] ，經過幾次討論後，終於回到單純的一個想法──「讓聽障同志們能彼此認識與連結」，遂決定在2010年4月於一家同志咖啡館[7] 舉辦第一次的「聽障同志聚會」。在洽借場地時，我們只跟店家預約了一張八個座位的大桌，同時再次使用臺北市社會局的「24小時手語翻譯服務」，當日即有一位專業手語老師於現場擔任翻譯工作，我們也決定聽障同志聚會不只是讓聽障同志參加，更應開放給聽人[8] 同志一起參與，才能達到讓整體同志社群看見聽障同志存在的重要意義。

沒想到，當天來了近25位的朋友，有聽障也有聽人，男女同志接近各半，年齡層從20至50歲都有，人多到將整間小小的咖啡館擠得水洩不通，甚至有遠從高雄來參加聚會的聽障同志朋友，只因為想認識和他一樣的聽障同志。聚會過程中光是自我介紹便花掉二個小時，原因在於聽人自我介紹完後，都需要手語翻譯老師再用手語表達，而聽障者用手語介紹完自己後，也需要再請手語翻譯老師口語說明，因此活動時間從原先預計的二個半小時延長至四小時。活動結束後我們決定未來每二個月舉辦一次聚會，讓它成為一項常態性舉辦的活動，以服務更多的聽障同志朋友。

然而，第二次的聚會來的人數卻明顯減少，幾乎不到上次的一半，我們問了前來參加的聽障同志朋友，為何會來那麼少人？

「我們怕我們是同志的事會被手語翻譯員傳出去！」

「如果以後我去找工作，手語翻譯員跟老闆說我是同志怎麼辦？我們多少都會怕。」他們這樣說著。

從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所提供的「24小時手語翻譯服務」便可知道，聽障者在許多日常生活層面中都相當仰賴手語翻譯員的協助，其中包括刑事或民事偵查、公務機關洽詢、醫療就診與急診、就學、諮商甚至是政府機關陳情，聽障者才能與外界溝通互動。雖然在手語翻譯的教學過程中將「個案保密」列為倫理原則，但也因聽障者與手語翻譯員的關係相對緊密，造成第一次參加聚會的聽障同志看到與其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手語翻譯員亦參與聚會，害怕同志身份曝光而不再參加第二次聚會。為了避免聽障同志因害怕同志身份曝光而降低參加聚會的意願──很幸運地是，此時一位具有同志身份的手語翻譯員加入了團隊，得以讓參與的聽障同志朋友們感到安心，卻也顯示了聽障同志對於主流的聽障社會福利支持系統仍難以信任。

很多聽障同志不斷跟我表示：「聽障圈子很小，任何事一下子就會在圈子裡流傳開了。」因其在成長唸書的過程中，聽障者不是就讀三間啟聰學校、就是都在同一間資源教室；聽障者因其聽障身份而形成一種社群認同，但同志身份卻不能在這樣的社群中曝光。舉例來說，在某次聚會中，有位異性戀的聽障者跑來參加，即造成參與成員高度的恐慌，其中有位聽障同志跟我說：「他就是會到處說別人祕密的人～」

聽障同志的雙重污名

臺灣的俗諺中流傳著「嫁著啞狗尪，比手畫腳累死人」、「嫁著臭耳尪，講話無聽氣死人」（王秋霜、許維素，2009），雖然是異性戀思維下對聽障者伴侶關係的歧視偏見，但也同時作用在聽障同志身上。若以參與聚會的聽障者來說，因障礙程度的不同，有的會配戴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在溝通上，有的只使用手語（還有分自然手語、中文手語），有的則屬於手、口語並用，少部分不會手語僅依賴讀唇以及文字筆談動做表達 ；但在讀唇、口語，以及文字表達上，每個人的程度差異很大，不過在其同志社交生活上卻都仍面臨許多問題。

「我都會在一開始時直接跟網友說我是個聽障，以免以後見了面反而麻煩。」一位聽障男同志對我這麼說。根據王秋霜與許維素的研究指出，聽障者在擇偶經驗裡其聽障身份常成為被拒絕的門檻條件，但因聽障是不可逆轉的生理特質，導致一般人甚至是聽障者的本身及家人，在選擇交往或婚配對象時，多優先看到聽障者的「聽障」；此雖有實際考量，卻也過度聚焦於聽障特質，忽略聽障者的其他個人條件，而易將聽障視為無法超越其擇偶「門檻」的特質（王秋霜、許維素，2008）。同志運動雖然也在努力去除社會對於同志的污名，但卻難以翻轉身心障礙者在同志社群中的污名，大多都認為若自己另一伴為聽障者，在關係建立、感情培養及互動溝通上會因語言的障礙影響關係品質，進而降低與聽障同志交往的可能性，卻忽略了文字也是語言的一種，甚至聽人同志伴侶也可以去學習手語以利與聽障同志伴侶溝通之可能性。

相較之下，出櫃議題在聽障同志身上更是加倍辛苦，原因在於大多數聽障者需仰賴原生家庭對其在生活、外界溝通、情感與經濟等層面上提供支持與協助，比起一般聽人同志與原生家庭的關係更為緊密與依賴，造成多數聽障同志成員更難以與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不過，也有聽障同志表示，因父母對其身心障礙身份的接納，進而也接納了其同志身份，畢竟期望身心障礙的孩子能快樂對這些父母來說才是最重要的事。

促進聽人與聽障間的理解

在聚會運作幾次後，為了增進聽人同志與聽障同志之間的理解，聚會形式也逐漸發展出以下兩種：

(一)      一般的聚會：參與者無論是聽人或聽障者皆排排坐並圍成大圓圈，主持人及手語翻譯員站著主持。這樣的形式較有主題性，主持人會邀請所有人自我介紹，接著丟出跟時事或同志相關的議題（如是否單身？喜歡那種型？是否出櫃？）以帶動大家分享，甚至會有手語教學[9]，協助聽人同志了解聾文化。而圍成大圓是方便所有人同時可以看到手語及聽見有人說話，常見的團體狀況是，會使用手語的朋友就算沒坐在一起，仍能用手語「聊天」。然而，這樣的進行方式使每個人都非常仰賴手語翻譯員的即時翻譯，無法讓個別成員之間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      無聲的聚會：一般的聚會辦了幾次後，有些聽障同志朋友反應，其實聽人也應該理解聽障者的世界，別因有了手語翻譯員而失去交流的機會。於是我們開始隔月舉辦「無聲的聚會」，規定全程不得使用口語，只能使用手語或文字（手寫或筆記型電腦打字），讓聽人同志體會聽障者日常生活的經歷與感受。後來衍生出戶外出遊的活動，如動物園一日遊，除了讓聽人與聽障增進更多的互動外，也能趁機手語教學。

促進社群的理解不僅止於聚會裡，聽障同志聚會也透過參與下列活動，讓更多同志與社會大眾能了解聽障同志的存在：

1. 參與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年度感恩晚會：透過聽障同志現身說法錄製而成的影片，讓現場一千多位同志朋友知道，目前社群之中已有專門提供聽障同志的支持性服務。
2. 參與全臺多場同志遊行：由於聽障同志的議題在社群之中已被關注，如第八與第九屆的臺灣同志遊行的終點舞臺上，皆有聽障同志上臺發言，期盼同志社群能關注聽障同志的處境與能友善平等對待。
3. 主講同志與手語翻譯議題：前往臺南聲暉協會，在手語翻譯員進修教學課程中談同志議題，希望幫助未來投入手語翻譯工作的實務工作者了解聽障同志的處境，以及如何在手語翻譯的過程中營造一個性別友善的氛圍。

任何形式的參與都會挑戰到聽障同志成員那條出櫃的敏感神經，但只要有連結便會有力量，個人連結成組織才能一起抵抗社會的壓迫；2010年第九屆同志大遊行的隊舞裡，將近有30位成員一起加入聽障同志這個小隊，讓聽障同志的面貌能在臺灣同志運動中更為清晰。

結語

聽障同志聚會運作至今也已近兩年，這個以提供聽障同志相互支持、並促進聽人同志與聽障同志相互看見與理解的活動雖小有功能，但對於改善臺灣聽障同志的處境仍顯得微不足道，還需要同志運動、身心障礙運動、衛生福利部門、教育主管機關的多方努力。

在同志運動方面，如何於現今重視身體形象與消費主義的主流意識中看見邊緣同志的存在，包括身障同志、精障同志、聽語障同志、老年同志[10]、外籍（移工）[11]同志、感染者同志[12] 與原住民同志的存在，並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過程中連結社會上不同弱勢議題，達到弱勢相挺與相互理解，進而在臺灣各個社會政策中納入激進的多元族群觀點。未來更應成立或提供多元弱勢同志的支持服務或組織，使不同弱勢身份的同志能彼此連結、產生集體的力量與改變。

在身心障礙運動部份，應打破性別二元化的僵化分類模式；近年來身心障礙運動逐漸重視身心障礙者性的需求，更應細緻地看見其中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的多元存在。而衛生福利部門應投入更多資源與預算，針對雙重弱勢族群的福利需求進行評估，也應對醫療與社會福利部門之公務人員進行性別平等教育，使同志朋友無論在任何醫療現場、福利機構皆能有較好的對待，滅少因性別盲所產生的隔閡與誤會，降低服務的品質與保障多元性別族群的福祉。

《性別平等教育法》自2004年實行至今，特殊教育學校在多元性別教育的推動上確有不足。許多聽障同志朋友表示當他／她們就讀啟聰學校或在學校的資源教室時，從未上過或接觸任何關於多元性別的課程。而2011年發生的臺南啟聰學校的性侵事件，更明顯指出特殊教育領域的教職員工及主管，在性別平等意識及如何營造性別友善校園的專業上仍需加強。

回到聽障同志聚會本身，仍有些議題須面對：

（一）維持聚會的穩定性──由於是自發性的組織活動，聚會常得靠有心的成員維持與規劃，但由於非由專職人員負責，當成員因工作、情感、家庭或健康因素而有所變動時，也會影響聚會的穩定舉辦與發展，所以如何培力目前聚會中的參與者、使其長出同志運動與社會服務的意識與能力，是未來聚會須面對之議題；
（二）須重視性別多元與公平參與──男女聽障同志在參與聚會上仍有很大的人數落差，這不僅僅是聽障同志聚會的問題，也存在於臺灣大多數同志團體中。在多次的聽障同志聚會中，由於以男性居多，故常討論的議題較偏向於與性或是交友空間有關，但女同志較有興趣之議題如關係經營或女同志的性愛關係便鮮少著墨，對參與的聽障女同志朋友來說會較有難以融入之感。另外，由於正式聚會後常會有會後的活動，如吃飯、到紅樓喝酒聊天，但因為社會結構面對於女性的限制（如要早點回家、去哪裡要跟父母報備等），也讓聽障女同志[13] 較無法有額外時間與空間來發展彼此的連結，故在未來的活動設計上須兼顧多元同志社群的需求。
（三）努力開拓聽障同志之社會能見度──聽障者間常因語言與文化的不同，較易成為同質性的團體，但聽障同志的雙重弱勢身份卻可以成為教育同志運動與身心障礙運動看見彼此連結的可能。近年來臺灣的同志團體皆有參與身心障礙遊行，而同志遊行中也看見身心障礙組織的加入，弱勢不只是相挺，更需看見彼此不是「他者」而是「我們」，一同面臨社會的污名與壓迫。因此，期許未來聽障同志更能走進身心障礙團體與同志團體中進行對話與教育，幫助不同團體間對彼此議題與關注事件的理解，進而在行動上相互支持與合作。

一路走來，很感謝同志社群裡許多單位或個人對於身心障礙同志議題的支持，也期盼臺灣社會能真正為對於任何性別、障別皆無障礙的環境盡一份心力。回到文章最初，在這一連串與聽障同志協同前進的過程中，我也才發現「聽障者」絕非是他者，我想起了疼愛孫輩的外公，在他晚年時因嚴重重聽而逐漸失去與家人親密互動的能力，因為聽不見，家人跟他說話時總得放大聲調，感覺像是吵架；一生總是擔起全家大小生計的外公，最後幾年因為重聽而總是沈默。年小的我也慢慢地不敢跟外公互動聊天，總覺得外公變得嚴肅、孤僻，而我永遠不知道在他離開人世的那天，是否有聽見我們在他耳旁的不捨呼喚？

如果外公還在人世，現在的我會寫張紙條給他，上面用筆大大寫著「阿公，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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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內政部（2011）〈一○○年第四十九週內政統計通報〉。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5769。（2012/2/20瀏覽）

王秋霜、許維素（2008）。〈已婚聽障者婚前擇偶經驗之探討〉，《教育心理學報》，40（1）：127-152。

王秋霜、許維素（2009）。〈聽障者婚姻應之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6：163-202。

張淑品（2011）。〈就讀普通學校聽障學生的自我認同〉，《特殊教育季刊》，118：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