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線台北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夜盲在今年四月因為嚴重的腸胃炎送急診住院，這篇文章是他寫下當時住院那十五天裡，體驗到自己的同志身分與醫護人員、醫療環境的互動：
1.
我是被抬上救護車送進急診室的，記得從救護車來接我開始，一路陪著我的伴侶就被詢問「你是他的誰？」，一直到急診室把我安頓好，大概就被詢問了五、六次。
我伴侶的回答起初一直都是：「我是他朋友。」，直到他到急診室的檢傷分類櫃台幫我處理掛號，他才回答：「我是他男朋友」（事後聽他說對方聽到這個答案時面露驚訝）。而後來急診室的幾位醫師來問診時，他則又改為回答：「我是他朋友」。
我其實不知道他當時是如何決定哪次詢問要出櫃、哪次不要出櫃的，但當時躺在擔架上哀號的我聽到這些詢問，內心其實會對如果真的出櫃，這些醫護人員會如何對待正在經歷腹部劇痛的我這位同志病人，有著擔心。雖然理智上我知道醫護人員應當一視同仁面對眼前的病人，但我真的還是會擔心，畢竟我並不知道當這群醫護人員知道我們是同志伴侶後，是否會在進行醫療處遇上有差別對待，而這些差別對待是非醫護背景的我們無從得知、也觀察不出來的。
（在醫病關係中，醫護人員握有同志病人不了解的醫療處遇知識與權力。同志病人會擔心向醫護人員出櫃後，醫護人員會在醫療處遇上出現差別對待。）
2.
在急診室時，我的伴侶問我是否該打電話給我媽，請她趕來醫院。
我當然說「好」，因為我知道如果接下來要動手術，他是沒辦法在手術同意書上的家屬欄位簽名的。
但我內心也想著：好險他和我媽很熟悉且關係很好，否則我可以想像他接下來要體驗到的，就是在我媽面前隱瞞身分，或是我媽知情但雙方關係仍不好的尷尬與難受的互動。
而在我住院的日子裡，我爸雖然沒有來醫院照顧我，因此避免掉仍不知道（沒明說）我同志身分的老爸要和我的伴侶相處互動的機會，但我媽仍然得應付我爸關心地詢問：「是哪些人在醫院裡照顧我？」。
（婚姻平權所能獲得的權利保障，要如何在實際的生活情境中落實，還是會碰觸到同志伴侶與其原生家庭的關係。在碰觸的過程中要如何協商，或是會經歷什麼樣的過程與磨合，就不是法案所能完全處理的。）
3.
我住院的十五天裡，照顧我的除了我媽和我的伴侶之外，就是我的三位同志朋友。我的伴侶還在熱線內部，幫我找了好幾位願意晚上來排班來照顧我的義工朋友們。
每當醫護人員或隔壁床的病人與家屬說起：「你的這幾位朋友人真好來照顧你」，都只能給予微笑、沒辦法回應什麼。
只有一次是剛入住隔壁床的病人問起：「我和在場的朋友是怎麼認識的？」等問題，我和那位朋友在被追問的過程中，答出：「是在同志諮詢熱線當義工認識的。」好像是當天晚一些或隔天，我就聽到女同志護理師跟我說那位病人要求換病房，然後要求換房的理由讓她很生氣。我內心就想：該不會就是我在腦中腦補的那些歧視我和我朋友的爛理由吧！
（對同志病人來說，同志社群很有可能是相當重要的支持者與照顧者來源，而醫護人員是否能看見或意識到這點？看見或意識到之後，又該如何與之互動？）
4.
住院的日子裡有遇到一位女同志護理師，會知道是因為她在胸前別著一個彩虹徽章，第一次看見時心裡十分激動，還特地跟我的伴、老媽、來照顧我的朋友們說。激動的原因是我這位病人的同志身分，總算在這間醫院裡找到共鳴與同伴。但實際上並非這間醫院能敏感到「病人之中有同志」且表達友善，進而讓我有所感動，其實只是一位同志醫護人員自己主動在個人層次上地在職場上現身。而且這位女同志護理師還說，我們還是她在這間醫院工作別上彩虹徽章這麼久，極少數主動問她有何涵義的人。
（嚴格說起來，這間醫院沒有在醫病關係、勞雇關係與員工的人際互動中，看見我【病人】與這位護理師【員工】的同志身分。儘管我出院後回診時，有看見這間醫院在硬體上設有性別友善廁所。）
5.
除了這位女同志護理師有和我們聊起彼此的同志身分之外，首次主動想要詢問我是不是同志的醫護人員，就是在我住院多天後，因為發燒反覆不退而前來會診的感染科醫師。
當我知道感染科醫師要來會診時，內心就有底可能要出櫃，果不其然在問完我的出國旅遊史後，就問我：「有沒有女朋友？」當時我媽就在我身旁，但我也就直接回答：「我是男同志，我知道我自己的HIV狀況是陰性，但如果你還是想檢查，我OK沒問題，你可以抽血檢查。」
當感染科醫師問診結束離開病房後，我媽就開始十分擔心，還打電話給我的伴侶想多做確認。而我內心在想這段問診過程，是否有可能可以更細緻一些？
醫護人員是否可以理解，男同志病人在面對被詢問是否可能感染HIV時，會有著很複雜且差異甚大的反應？可能是不想在身旁的家人面前討論、可能是自己也十分害怕感染、可能是在聽到愛滋二字後就完全停頓不知如何反應、可能是像我一樣的被勾起汙名的憤怒、可能是更多更多的可能......。
（男性病人會被想到可能有同志身分，就是在疾病問診上可能跟HIV有關時，此時醫護人員看到與關心的是這位男同志病人的「病」，而非這位男同志病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