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愛滋小組的義工高小龍，同時也是一名在台北市工作的諮商心理師，看到紅色大隊中的彰化、新竹、台中諮商心理師公會的夥伴，我只能說我很羨慕各位除了可以以諮商心理師的身份之外，還可以代表公會來參與同志大遊行。   
 

今天我是代表熱線愛滋小組來跟遊行群眾說說話，熱線愛滋小組多年以來關心同志社群的性愉悅、性安全議題，並且強調愛滋反汙名、反歧視的立場。我想說些與我生活有關的小故事，讓更多人對感染者的生活可以有多一點的了解。   

去年立法院修改「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不再限制外籍感染者在台工作或居留，至少讓許許多多在台灣的外籍感染者朋友，不用再擔心一旦被發現感染愛滋，就要被趕出台灣。這讓我想到一個在台灣生活多年的友人，因為外籍身份延誤愛滋就醫而過世。想到他時，不免有個聲音徘徊在腦中：「如果事情是發生在今年，那他是不是就不會死了？是不是就不會死了？是不是呢？」   

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是所謂的「蓄意傳染條例」，當感染者與他人進行性行為，就有可能必須面對5至12年的牢獄之災，而且就算沒造成愛滋傳染，仍然有刑責。我們會因為某些傳染病如：禽流感、SARS等，可以理所當然的把那些將疾病傳出去的人直接關進監獄？若這樣子是荒謬的事！那為什麼愛滋就可以！這條法律預設愛滋感染者就是潛藏的罪犯，也是愛滋被特殊化最惡劣的例子。曾有感染者朋友因為怕被告，而被狠狠的敲了一筆竹槓！對方說：「你明知道自己有愛滋為什麼還敢出來害人？你如果肯幫我出預防性投藥的錢，那我這次就不告你，也希望你可以學到『教訓』。」即便他已經病毒量測不到而沒有傳染能力，也只能吃下這「善意」。  

除了嚴峻的社會環境，許多感染者在剛得知感染愛滋的那一刻，會將這些社會上的污名與排斥也一起吸納進自己的靈魂之中，這些污名及排斥會成為感染者白天或黑夜不時出現的夢魘。許多感染者在剛感染時，最常浮現的擔心就是：「我是不值得被愛或愛人了、我髒了，還會有願意人愛我嗎？」某位朋友得知自己剛感染的時候，我問他狀況怎樣，他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好想去死喔！」我只能抱著他，陪他一起掉眼淚，然後告訴他：「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亂或很難過，但我希望你至少學會換個說法，說：『你很難過、很害怕。』但是答應我不要再說你要去死，好嗎？」曾經跟某個朋友一起去感染科，他用N95口罩將自己的臉遮住一半，只露出部分鼻梁與兩個眼睛，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說不定在某個心血來潮的日子，他還會加一頂鴨舌帽，像個下工但要上街的明星，只為了保護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需要躲躲藏藏。多卑微的願望？保護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另一個朋友，則告訴我他多麼努力告訴自己不要被羞恥感或害怕打敗，他不斷告訴自己：「只是生病而已，我只是生病而已，我只是生病而已，我不該為此感到羞恥。」像坐在初號機中的碇真嗣，就算每次都會顫抖還是必須告訴自己不能逃。  

最後，我想告訴身邊所有已經知道感染或者現在還沒感染的朋友們，我猜大家多少有在打炮，而且說不定有時候會發生危險性行為，我想說：「我對你的感情不會因為你現在或未來是否感染愛滋而改變。」偷偷用句熱線愛滋小組2014年拍攝的短片《心頭話》中的一句台詞：「我愛你全部、全部、全部。」這份愛中不是毫無憂慮，而是即便會有擔心、害怕、淚水，我還是願意彼此愛著。當然如果之前我就討厭你，之後也還是會一樣討厭你的。  
 

身而為人需要的是同理，而不是同情。  

在愛滋運動的路上，已經聽過或經歷太多人的淚水、汗水與鮮血，我希望能走到「對待愛滋跟對待B型肝炎是一樣」的那天。至於不知道這兩個疾病有多像的人，請自己Google，我時間不多。最後的最後，希望這些淚水、汗水與鮮血不會白流，最終能在我友人的墳前開出愛滋平權與除罪化的美麗花朵。